陆建德：这样读《围城》更有趣
钱锺书（1910.10.20—1998.12.19），江苏无锡人，中国现代作家、文学研究家，与饶宗颐并称为“南饶北钱”。
钱锺书先生的《围城》创作于1946年，1947年在上海出版，1948年再版，1949年三版，之后的30年里，国内再无重印。直至1980年，人民文学出版社与钱锺书本人商量决定重新排印。自1980年至今，《围城》总印数已超过1000万册，且常年位居畅销书排行榜前列。
杨绛在《记钱锺书与围城》中，详细介绍了《围城》小说的诞生过程。按照杨绛的说法，钱锺书是1944—1946年在上海创作的。先在郑振铎主编的《文艺复兴》杂志上连载，1947年出单行本。郑振铎是钱杨很好的朋友，也是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的首任所长，他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有着巨大的贡献。
《围城》 钱锺书 著
人民文学出版社
钱锺书和杨绛很有民族自尊心。他们在上海，是日占时期，艰苦度日，两人都不懈地从事创作。钱锺书的经历，其实非常坎坷。他在英国牛津最初读了B.Litt（副博士），这个学位非常不容易。在牛津大学能拿这个学位的人，是特别有自信、极其优秀的，而拿博士学位的往往是庸才。钱锺书两年就拿到B.Litt学位，又和杨绛一起到巴黎游学一年，1938年搭法国邮轮回国。
1935年，钱锺书以第一名的成绩赴英国庚子赔款公费留学，杨绛提前毕业自费同往。图为1935年8月，新婚的钱锺书和杨绛搭乘邮轮赴英留学。
那时抗战已爆发，他们开始想到西南联大教书，去了昆明，但是他们还需要回上海探亲，结果发现从上海再去昆明路途十分困难。
钱锺书父亲钱基博是一个老式文人，当时在蓝田师范（今天的湖南师范大学）教书，他叫儿子去，钱锺书不得不去。钱锺书在蓝田师范教书的经历，对他后来的创作有着很大的帮助。
钱基博（右）和钱锺书（左）
《围城》里方鸿渐那批人，离开上海到内地的三闾大学，一路辛苦，这路上的见闻大概与钱锺书去蓝田的经历相似吧，逃难、内迁是苦不堪言的。那时，中国的交通设施太简陋了，必须随遇而安。
《围城》里有些细节，现在的读者不一定理解。比如，那一行人离开上海先到宁波，走的是水路，再从宁波往西、往南，由金华进入江西。年轻点的朋友可能不知道，那时候的浙赣线已经不通了，1937年12月浙江省政府撤出杭州时，为了延缓日军南下，炸毁了才建好不久的钱塘江大桥。
至于那些落难的知识分子，在令人同情的同时又有点可笑，钱锺书真是把他们写活了。杨绛说，钱锺书通常是把自己认识的几个人捏和在一起，各取一些特点，创造出一个新人来，又把他从小长大的很多见闻、阅历也写进《围城》里。
钱锺书出于种种原因，后来没有回到西南联大，这背后内容很多，我们不深究了。
钱锺书在《围城》的前言里，有一个短短的重印前记。他说，《围城》写好之后，还想写一部作品，叫作《百合心》。
遗憾的是，《百合心》稿件在1949年夏天，从上海到北京的时候丢失了。那个时候政局极其敏感，蒋介石政权摇摇欲坠，新的政权即将诞生，《百合心》里会不会有一些与时代纠缠得太紧的话题？我不知道，这事永远没有办法查考。
《百合心》这个题目可能是受到西洋文学的影响。一个百合，我们把它一瓣一瓣剥下来以后，里面是空的，没有东西。很多水果都有核，百合却不一样。
易卜生有一个戏剧叫《培尔·金特》，说的是人应该怎样生活？就像剥洋葱一样，剥开后一无所有。百合可能是中国特产，但是洋葱很多国家都有，了不起的剧作家易卜生要用洋葱来看——人内在是不是有着一个坚定不移的东西？答案很可能是否定的。
钱锺书有可能在《百合心》中，探索人性本质这个的话题。
易卜生的《培尔·金特》剧照
民国期间的中国学界，那时留学生地位很高。他们中间有的人也刻意标榜自己，但是他们出去到底读什么书？究竟拿什么学位？
国民党的教育部门没有严格的学位审查制度。现在留学生回来以后，首先你的学位要到教育部下属的一个机构去认证，民国时没有这个认证机构。科举废除后，学位就更重要了，出洋的学生回到中国，就可能会把自己在国外的经历重新描画一番，甚至还会描金烫红。这种现象在民国年间比较常见，钱锺书那时作为一个年轻的知识分子，留过学，知道内情，他不便直说某人的学位是骗人的，某段经历是编造出来的，于是就通过小说的形式来讽刺挖苦。
比如在红海驶向中国的这条船上，就有学术上的赝品。钱锺书和杨绛从法国回中国时，乘坐的法国邮轮阿多士II（AthosⅡ），势必接触了同船的乘客，长了见识。
坐远洋客轮是特别有趣的，船分舱，头等舱、二等舱、三等舱，坐船时间很长，同一舱位的人临时聚在一起，形成一个个小小的社交圈子。天涯过客在船上相识，会演绎出一个个故事。因为是萍水相逢，大家对自己的要求会低一些，因为今天在一起，明天上岸各奔东西。在某种程度上，甲板是一个戏台，看台上人怎么表演，不失为一件乐事。当年他们目击的一些表演细节，也是改头换面进入到《围城》里了。
1990年电视剧《围城》剧照
方鸿渐在船认识了苏文纨，两人都不是正面角色。方鸿渐在国外读了几年书，兴趣广泛，好像什么都没读成，最终他写信给美国的一个爱尔兰人买文凭。为什么是爱尔兰人？因为美国那时候爱尔兰人地位稍微低一些，这些细节大家都要注意。爱尔兰人在英国殖民统治下比较穷，在英伦三岛地位低，爱尔兰在20年代时独立，但是爱尔兰人在英美一般还是会受点歧视，他们贫寒一些，寻找活路就会走捷径。
方鸿渐在国外读了几年书没有正式毕业，只能通过这种特别手段糊弄国人。他的克莱登大学的假文凭还是打折扣的，大概只有30美金——不过那时候30美金数字也不小。有了假的功名，也可以对家里有个交代。
钱锺书说，克莱登大学这个事情，不是纯粹虚构。有一些中国人出去以后没有好的学位，不能衣锦还乡，回来有巨大的压力，成功的表象让大家开心。所以钱锺书也安排了方鸿渐专门去弄一个假的学位。
相对来说，钱锺书对方鸿渐比较友好一些，其实《围城》里每个人都有可笑之处，无一例外。
钱锺书在《围城》有一个地方把清华大学也拉进去了，千万不要以为钱锺书会夸母校好。我稍微念一下：方鸿渐回国以后有人请他做讲座，方鸿渐勉强应承了，那个介绍的人很无知，他说：“克莱登大学是全世界最有名的学府，地位仿佛清华大学。”玩笑归玩笑，钱杨两个人心底里最爱的学术机构是清华，杨绛把他们的稿费全部捐给清华大学，设立“好读书”奖学金。心底里爱的母校，并不是不能拿来开玩笑，钱锺书深知清华不怕玩笑。
再说船上的人临时在一起，不免会有苟且之事。方鸿渐碰到了皮肤比较黝黑的鲍小姐，跟她有“一夜情”。对鲍小姐的肤色，钱锺书带了一点歧视，可能心底里偏好白皮肤。鲍小姐说了一句“你跟我未婚夫长得特别像”，方鸿渐马上心领神会，他们做的事情没有超出人性的范围。
船到了目的地，鲍小姐说她的未婚夫在岸上接她，方鸿渐一看吓了一跳，那人一点儿不像自己，他觉得自己可能被鲍小姐耍弄了。
当时船上还有一位苏文纨，她可不是跑龙套的。钱锺书描写苏文纨，有时候也是很不客气的：苏文纨坐在甲板上一个躺椅上，你看看风景蛮好的，但是她不是看风景，而是看书，而且书一直拿在手上，可谓“手不释卷”了。钱锺书暗示：你用不着把你读书的样子，到公众场合摆给大家看。
苏文纨读的什么书？钱锺书没有说得太明确，很有可能是法国书，但是她的法文究竟好不好？我们不知道，钱先生给了我们一点小小的提示。
法国退还的部分庚子赔款，这笔钱的管理让人生疑。我曾经在这方面做过一些研究，实际上有些钱被人贪污掉了。这笔钱不是由中国政府管理，而是掌握在几个私人手里，背后不免有贪腐。管理法国退还的庚子赔款的人，在法国里昂建了一个学校，叫中法大学。这所学校国内名气大，其实在教学上不正规。是不是合格的大学？还要打一个问号。
苏文纨是中法大学的博士，研究的又是还没成气候的中国现代诗。难道有导师可以指导她这方面的论文吗？方鸿渐心里想，只有你自己可以指导自己。两个人对话，看起来是非常礼貌地进行，但是作者是在给苏文纨难看。
钱锺书先生
钱锺书讽刺起人来，不动声色，有时候忍不住要跳出来。作者讽刺挖苦的驱动力太强了，关都关不住。
有一次苏文纨坐在甲板的躺椅上，读她的法文书，边上有一个太太带着小孩子在甲板上散步，走到苏文纨边上，小孩子手伸出来，钱锺书写道：“苏文纨握住他的手”，我们还以为这位女士有爱心，喜欢孩子，其实不然。钱锺书下面说了一句话：“她怕这个孩子的手弄脏她的衣服。”你会看出，这自然而然的举动背后，有一个比较自私的驱动力。
从红海邮轮上，那些中国人登岸以后互相告别，每个人又开始继续演他们的人生之戏。作为方鸿渐来讲，最重要的一点是不能让他的父亲失望，不能让他的乡里人失望，人家总是觉得他在国外读了很多书，学问深不可测。实际上方鸿渐读书比较杂，很多东西他知道一些，是不是学有专精我们不知道。他回到国内以后很风光。
现在我们比较自信一些，要看留学生的研究能力，学术成果。那时候你只要有一块留学的金字招牌就足够了，即使没写过什么东西，马上可以做副教授、教授。本国毕业生一步一步做到教授很不容易，但是很多留学生一下子就可以得到高级职称。
钱先生出国之前，看到了很多这种例子。所以《围城》里大量关于描写留学生的文字很不恭敬。钱锺书觉得他们出去，混学位是第一，做学问反而居其二。所以，不少人选择做一些跟中国相关的论文。
钱先生对回到中国特别风光的留学生，不是很看得起，这应该让每一个有过留学经历的人对自己保持警觉。他对西南联大几位前辈是否说过不很客气的话？杨绛先生是否认的，我倒以为说过也没关系，无非表明钱锺书不受“师道尊严”的限制，这反而是他的可爱之处。我们每个人都希望自己所爱所尊敬的人，在所有场合说的话都特别贴切，像个外交官，有何必要？
钱先生生活在上海，又有蓝田师范的经历，写出来的东西带有强烈的时代地域背景。他没有简单地谴责日本人，但是在《围城》里顺带写了一句，“日本人唯一不会节省使用的东西——炸弹”（大意），那是一种不必故意表白的态度。他对那些说话假大空的人，倒是不留一点情面，对国民党教育部的高官（督学），也是故意让他在众人面前出丑。
钱锺书笔下的三闾大学，即当年的蓝田国师校舍（今天的湖南师范大学）。
蓝田国师当年的钟楼
这部小说，让读者看到人物的丰富性。
我们原来看人，手里拿着一个现成的标签，准备随时贴上去：正面人物，反面人物；好人，坏人。但是《围城》在改革开放后，对读者造成的冲击是很大的。
我在复旦大学读书的时候，卢新华讲文革创伤的作品风靡全国，随后出现大量严肃的谴责文学，读者要问谁是受害者？谁是施害者？
《围城》这样的小说没有这一套黑白、正误的对立，没有简单的受害者，也没有简单的好人坏人，钱锺书把人世间的多元性、复杂性、好坏交杂的人生呈现给读者，也许每个人都在苦苦挣扎，错误连连。一个不那么好的人，最终也是蛮可怜的；一个看起来趾高气扬的人，背后有些事情其实也蛮可笑的。读者对这些人物不妨给予几分同情，难道我们自己会胜出他们吗？《围城》的结局令人唏嘘，也许生活里唯一的真理，就是不能对生活抱有太多不切实际的幻想。
《围城》剧照 陈道明 饰方鸿渐
《围城》的修辞手法，有的来自我国传统文化，有的则是外来的。
比如第34页说，方鸿渐最恨小城市里的摩登姑娘，她们的打扮是“落伍的时髦，乡气的都市化”。时髦、摩登就是modern，怎么会“落伍”？岂不是自相矛盾？“都市化”怎么会“乡气”？钱锺书说的是小县城的姑娘，这描写又异常准确。
这种笔法在外文里常见，即所谓的矛盾修辞法，英文是oxymoron。比如我们可以说“明亮的黑夜”“开明的愚昧”，将对立、相反的东西并置，达到一种修辞效果。
钱锺书用起外文的修辞术来得心应手，大大扩展了中文的表现范围。例子比比皆是。
他的短语、语法也有借鉴外国的，这或许是因为现代汉语语法本身就不是纯粹来自古汉语。从鲁迅先生开始，中国现代文学写作或多或少都是这样的，这并不成为其弱点，反而能成为文化杂糅的优势。
现在研究国外文学理论或者文学创作，有一个重要的概念叫作Hybridity，就是杂交性、混合性，这是一直到后现代观念慢慢强起来后，才出现的时髦观念。
钱锺书的行文，有时故意突出杂糅。前面说他用矛盾修辞法，再举个巧用外来修辞术的例子。
小说里汪处厚的太太是个美人，孙柔嘉对她的描写暴露了她的嫉妒（红指甲、红嘴唇）。汪太太和赵辛楣之间有一点默契，两个人有一天傍晚一起出去散步。在那个时候，中国人的想象里，一个有夫之妇跟一个未婚年轻男士一同散步，好像逾越规矩了。汪处厚发现自己的太太居然做出这样的事情，不禁大怒，叫两个人坐下来如实招供。这个场景看着很不舒服，显然是小题大作，捕风捉影。汪处厚问他太太，两人究竟亲热到了何种程度。汪在桌子上狠狠地拍了一下，写到这里，钱锺书无所不在的眼光跟大气凛然的汪处厚过不去，钱先生写道，拍桌子拍得太重，手拍痛了。
这时作者来了一个停顿，告诉读者，刚在还义愤填膺的大手，这时忍不住痛，偷偷抽回，放到桌下的膝盖上轻轻摩擦消痛。英文comic relief可用于这一个细节，comic就是“喜剧的”，relief则指“放松”。汪处厚一手敲下去，充满正义感，那只手不要轻易挪开，停留在桌面上才威风，疼了以后撤离桌面，在膝盖上轻揉，岂不将当初义愤的严肃性消解殆尽？这种效果在英文叫anticlimax，是修辞学上的反高潮，或者叫突降法，词典的解释是“从高尚、严肃、兴奋的主题突然转入荒谬、平淡或乏味的内容”，就好像有一个人在台上做义愤填膺的控诉，突然手机响了，他不得不接，然后说出一句毫无气概的家常话。
汪处厚那只手明处的一拍和暗处的一擦，实在是非常小的细节，但是钱锺书的本事就是这么精准，捕捉到它，微笑着向大家展示。但是这笔法是受到外国修辞的启发。
我们读小说，不要只以情节为重。比如，不要只是关心苏文纨和方鸿渐两个人是结婚了还是走开了，只是问有情人是否终成眷属。我们小时候囫囵吞枣读书，是想拼出一个故事梗概来，这可以理解，但是梗概不是那么重要。读书的时候，要从无数的细微的地方去捕捉作家的用心，一旦有收获，我们就明白作家对生活的观察多么细腻。
按照杨绛说法，钱锺书从小痴迷读书，好像对现实世界反而不甚关心。不过钱锺书极其善于观察，一眼就看明白。这种观察的本领，是成为小说家得天独厚的资源。
1934年，钱锺书从上海到北平看望杨绛。
《围城》里面大量细节都是钱锺书日常观察所得。
方鸿渐到三闾大学去，同行里有一位叫精明可笑的李梅亭，在电视连续剧里面是葛优演的角色，小说里关于他的部分，写得也非常生动。
他们当时离开上海到内地去，说起来也是蛮高尚的，但是李梅亭离开上海前，有不好的动机，那时候内地要打仗，药品是紧缺，比如延安需要的药品要到上海来买。在上海用正常的价钱就能买到的药，转运到内地去就能卖个好价钱发财，但是这样做很不道德。
他们几个人一起到三闾大学前，李梅亭备好了大量的药品，他是要去倒卖赚钱的，这非常不体面。李梅亭的行李特别多，一大箱子，其实都是他未来的财源，路上即使同行者得病他也舍不得拿出来。战时投机倒把、乘人之危的国人还真不少，李梅亭这个角色十分典型。
钱锺书并不是把讽刺的矛头对准日本人——这样小说创作就变成了宣传，他把讽刺的矛头大量集中于战争时期的普通中国人，用心与鲁迅创作的动机相近。他并不是带有一种特别的善意，来描写一些受苦受难的国人。这，他不屑为之。他宁愿揭开烂疮疤。战时利用国难追求自私利益的人，为数太多了，中文有一句话叫“发国难财”，李梅亭就是这样，他还是堂堂教授！
书中有一个细节，关于苏州小寡妇和她的男仆。钱锺书是无锡人，无锡离苏州特别近，他大概和杨绛一样，苏州话和无锡话都会说。钱锺书描写两人的对话都是用地方口音，他们的关系不是那么光明正大，但是，在大庭广众之下，又得扮演与身份相称的角色。钱锺书写了两人不少对话，真是妙极了。
我在不同的场合曾经说过，当代中国作家总的来说，写对话的能力还需要提高，但是钱锺书绝对是一个例外。
《围城》里精彩的对话太多了，美不胜收。《红楼梦》的对话是很精彩的，钱锺书继承了《红楼梦》的传统。另外，他留过学，知道在牛津人怎么样把说话提升成一种艺术。
近几十年来，作为艺术的对话是不是正在消亡？当代文学里有没有可以跟《围城》媲美的对话？希望有人指点我。
如果我们去看下简·奥斯汀的小说，听着里面的对话，有一种愉悦感，仿佛心智受到一些刺激，得到了语言的滋补。我现在偶尔看看电影或者电视连续剧，丝毫没有从对话中获取乐趣。
钱锺书的《围城》就不一样了，我可以向诸位保证，小说里每一个人说的话，都是有滋有味，这些小小的刺激就是我们的语言和文化的营养。如果我们在阅读过程中，失去了这些乐趣，那就说明出了毛病，是不小的毛病。如果钱锺书笔下的对话，进入到我们的日常生活，不管是在清华的课堂上，还是在清华的宿舍里，那该是多么有趣啊！这是我在阅读《围城》的时候，生出的忧虑，姑且称它为“杞忧”吧！
方鸿渐这么一路走过来，和其他人比较的话，还是一个相对比较靠得住的角色，他教书还不算太混混，即使他那张克莱登大学的文凭是假的，他上课却算得上认真，读书也不算少，在某些方面要比三闾大学教哲学、教其他什么专业的同事，好像还稍胜一筹。这是否说明那时候的大学师资确实是只能将就、凑数？
中国整个现代教育兴起，是与世界接轨的结果。要办新的学堂，必须有这么一套制度上的设置，有很多手段都要借鉴外国学校。
但是，钱锺书给那些热心与世界接轨的人泼了一点冷水。有些制度，条件还不够是不宜引进和仿效的。比如，《围城》中的那位教育部派来的学监，有抱负，也喜欢说大话。他建议大学推行牛津、剑桥的导师制。
钱锺书在这里是讽刺的。很多东西，不可能平移，行不通。师资、传统、教师与学生的比例等等，所有这些条件都需要考虑。照搬一些皮毛或抽象名词，演戏做做样子，又有什么用呢？钱锺书把讽刺的笔触运用到中国的教育、生活等方方面面。
1947年在上海出版的小说《围城》
从某种程度上说，钱锺书1929年进清华，是非常幸运的。瑞恰慈离开清华以后到哈佛，从上世纪30年代到他去世，一直是哈佛的教授。瑞恰慈来清华时，把文学批评的一些新的理论，还有当时最新的一些创作动态，一一教给了学生。
作为本科生的钱锺书，对于当时欧美新思想了然于胸，主要就是通过这样清华一流的读书环境影响的。当时清华图书馆，有着国内外最好的杂志，最新的图书，钱锺书使用图书馆无比勤快。他从中国社科院退休以后，尽管身体不太好，但一直追踪最新动态，开出书单，请几个社科院英美室的同事为他借书。他绝对是读书的模范。
钱锺书在清华时，就能写与年龄不相称的批评文章，我觉得他可以成为最出色的文学批评家之一。但是，他后来致力于《管锥编》《谈艺录》式的学问，写批评论文比较少。
在改革开放后，看到他写的论文《诗可以怨》，发在《文学评论》上，这也许是他最有名的一篇论文。我稍感遗憾的是，他应该写早期风格的评论文章，充满反讽，毫不客气，针针见血。
浙江文艺出版社在90年代后期，出版了钱锺书的论文集，把这些评论跟他的创作结合一起看，收获特别大。钱锺书后来不写咄咄逼人的评论了，一心一意投入笔记式的学问，恐怕不是他日益成熟所致，这是中国文学和中国文学批评界的一个损失。创作和评论不能瞻前顾后，顾忌是一种压制。有一段时期流行概念先行的批判，并不出色的批判文章多了，出色的创作和批评就自甘沉寂。
社科院文学所的一些先生回忆，他们与钱锺书在一起的时候，总是会有很多欢乐，他侃侃而谈，妙语连珠。现在如果发动老先生们回忆钱锺书的谈话，编录成一本书，那是很有可读性的。不过这已不大现实，好在我们有《围城》。
旧版《管锥编》书影
对《围城》里锋芒毕露的讽刺挖苦，我还想略微表示一点保留意见。
钱先生的一位老师叫叶公超，叶公超英文很好，修养也很好。他在鲁迅逝世以后批评过鲁迅。鲁迅用讽刺挖苦来“骂”，性情不好，可能“骂”得偏多了。
叶公超说，在文学里面，讽刺不能太多，要保持一个适当的度，超过这个度之后就不叫讽刺了，satire 就沦落为burlesque。叶公超区别satire 和burlesque，在当时中国的语境下是非常必要的。
叶公超（1904.10.20—1981.11.20），祖籍浙江余姚，籍贯广东番禺，出生于江西九江，近代著名外交家、书法家。
我不知道叶公超是否读过《围城》。他批评鲁迅的话，对钱锺书也是一种警示。钱锺书有时候讽刺挖苦起来，就像瑞恰慈形容滥情者的眼泪，收都收不住。
不好的长相，钱锺书对此尤其喜欢描写，写得津津有味，自己大概也十分得意。伟大的作家对于笔下人物长得怎么样？不大留意，但是我们能够从他们的言语行动中，想象他们的长相，想象的空间还特别宽大。
钱锺书写长相，有时会落到实处，越写越来劲。《围城》里某人鼻子不美，会让作者久久凝视。其实“非礼莫视”，一眼就足够了。说某人外观欠佳，措词一定要谨慎小心，不然是有失身份的。但是，在《围城》里，作者拧住一个人的鼻子发挥想象，大做文章，有点过分了。这方面我不细说，感兴趣的朋友不妨到书里寻找一下鼻子。
钱锺书喜欢用比喻，经常别出心裁，让人叹服，不过有的时候，他要表露奇思怪想，近乎炫才。总的来说，《围城》语言如此出彩，当代的中国作家应该都要好好学习。
莫言曾经说过，他把自己所有的作品换成鲁迅的一篇《阿Q正传》就满足了。鲁迅的措词是非常推敲的，钱先生也是。一打开《围城》，就发现每一句都很精妙，措辞、比喻经常出人意料，仿佛来自一个不同的语言世界。钱锺书动词使用得到位，太难了。现在人们常用“把”“搞”，要用确切的动词是不容易的，钱先生在动词的使用上极讲究。他语言库里面不光是十八般武器。
比如，天气热起来青蛙叫，钱先生说青蛙“试声”，学着发声音，小小的两个字，很有回味。
这样例子，比比皆是。中国人做诗讲诗眼，诗眼往往是动词。《围城》的句子里常有诗眼跳出来。钱先生经常平铺直叙，但是平铺直叙的过程里，他经常会镶嵌一些用得新奇而又恰当的词汇，整个句子顿时就活了。《围城》的语言是对现代汉语的贡献，让我引一段《围城》里，关于雨水的文字：
一会儿，雨点密起来，可是还不像下雨，只仿佛许多小水珠在半空里顽皮，滚着跳着，顽皮够了，然后趁势落地。......这雨愈下愈老成，水点贯串作丝，河面上像出了痘，无数麻瘢似的水涡，随生随灭，息息不停，到雨线更密，又仿佛光滑的水面上在长毛。（150页至152页）
作者大概把儿童时期的钱瑗也写进雨水去了。
英国作家奥威尔说，语言和思维之间是互相依存的，语言如果退化，我们的思想也随之退化，因此要防止空泛的、不具体的语言侵犯意识的领土。一个人的意识要永远保持在新鲜准确的状态，如果意识背后没有恰当的语言文字库，种种感受也就说不出来。其实文字也制约意识，文字是粗糙的，最终一个人的感受也可能走向粗糙和简单；文字是细腻丰富的，感受和思想也会细腻丰富。
钱锺书通过他的小说创作，通过他的文字，使我们变成更敏感、对生活更有体会的人，为此我们感谢他。
我们通过阅读巴金的《家》，看旧式家庭和小辈的顺服、反抗，还要到《围城》里，去看复杂的家庭关系，尤其是父子关系。方鸿渐和他父亲之间的妥协和张力，是否某种程度上折射了钱锺书与他的父亲钱基博之间的关系？新式婚姻出现后，旧式父母怎么看？（钱基博怎样看杨绛？）他们是尊重孩子的选择还是提出过分的要求？
我们在阅读的时候，需要备好一些背景的知识，缺少了就补补课，这样阅读就会得到更多的乐趣。《围城》不容易读，我相信花一点时间，会收到加倍的效果。
钱锺书1980年5月16日致李国强先生的信
陆建德，生于1954年，博士，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原所长、《文学评论》原主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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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容来源：清华大学新水利馆讲座，2019年4月13日， 题为“重温《围城》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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